中国能源资讯网2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在京召开了主要污染物减排形势分析会，总结减排工作进展，并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懿等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探讨减排工作的新思路及措施。
主要污染物减排，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紧迫需要提出的重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在主要污染物减排形势分析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献策献力。他们认为，目前应该认清减排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难得机遇，坚定信心，明确措施，千方百计完成减排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
国家环保总局抓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减排下了很大功夫，并且把减排存在的问题公之于众，增加了透明度，让社会更多地了解了实际情况。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导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给减排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要确保完成减排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力度，通过结构调整，从源头上减排。
进出口的结构也是制约减排进程的重要原因。我们高能耗的产品大量出口，实际上也增加了相应的污染物排放量。
减排有两方面的重点。一个是电力行业，另一个就是城市以及相关的产业结构。二氧化硫的减排，钢铁企业重点是在调整。如果把这项工作抓好了，对二氧化硫的减排是有贡献的。现在令人担心的是，都说要解决污染物排放问题，但实际上不落实，这就涉及到监控问题。
去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钢材出口国，全年共增加了6533万吨钢材，其中增加量的83％是出口的，不是内需。钢材的进出口实际上也影响我们的环境和资源，而这个问题跟进出口政策是有关系的，所以也应该重视。
关于二氧化硫减排的任务。现在不少钢铁企业发电，一度电用275克标准煤，让钢厂发电可以减少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能起到正面作用，而不是反面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节能又减排，而且也是增加效益的事情。所以，我呼吁有关部门应当重视。
我们一方面说已淘汰了多少落后项目，但是新项目的污染又在增加。这样一来污染并不一定减多少，总的排放量还在增加，这个问题在环评时也要考虑。在淘汰落后项目的同时，还要看看新增加的排污量是多少，这是一个里外账的问题，毕竟先进的能力也排污啊。现在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包括我们整体的发展战略，包括我们的政策、环评以及日常监控。各方要形成一个合力，才有可能削减污染物的排放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
应该说这几年建了这么多的脱硫装置，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跟哪个国家比我们减排的速度都是最快的。但是削减200~300多万吨，仍是不够的。所以，二氧化硫的控制问题光环保总局来抓，是不够的。
在2006年，二氧化硫的排放还是较乐观的。煤炭增加了2.3亿吨，二氧化硫增加280万吨。取得这样的削减量，应该说是空前的，这个成绩与环保总局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从2006年的工作来看，要真正实现减排必须把增量控制住。增量控制不住，光在削减量上做工作也是难以完成的。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我们做工程的能力也很强。但是过猛地上项目，环境质量如何保证？
其他部门要与环保总局通力合作，把工程的质量抓好，把运行的效能抓上去。在二氧化硫控制中，环保总局的工作是一步一个脚印去做的。脱硫这项工作需要政策上的支持，也需要技术上的突破。
与监管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任务相比，环保队伍的力量还不适应。有一次，美国环保局的人开玩笑说，中国大气污染的控制任务是全世界最重的，但国家环保部门管大气的人，中国又是最少的。如此繁重的任务，没有一支足够数量的监管队伍，工作很难完成。因此，队伍建设要落实，要加强。否则，可能很多事都是停留在政策、文件上。去年，环保总局派专人去各地落实总量控制，这就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从监管来看还是需要日常、长期的工作。我认为要加强环保总局队伍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
环保当前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环保总局今天这个分析报告已经很详细了。
GDP的增长如不再加以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减不下来的。二氧化硫减不下来，要想改善大气污染就不太可能，人体的健康也就没有保证。从环境的角度来看，GDP不能再增加了，不能再突破了。9％我们勉强对付，再增加问题就比较大了。
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对减排会有相当的阻力，有的阻力是暗的，有的阻力是明的。要减排，政策一定要跟上。如果没有强硬的政策跟上去，是很难达到目标的。我们要认真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各地按照计划来实施减排。从环保总局来讲，控制不了发展速度，如果再没有一些强硬的政策，减排目标很难实现。这个政策可以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惩罚，一个是奖励。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
环保总局的这个分析报告很好，既实事求是又有很多科学的分析。我现在想提4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假定我们GDP增长超过9％，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更有效的措施？
第二，关于COD的问题，一个是城市废水处理厂的减排，还有一个就是工业废水COD的减排。我们现在是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了城市减排上。从我对排污情况的了解看，我认为工业减排还是有潜力可挖的。比如说，加强对重点工业的监管。清洁生产、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非常重要。
第三，我们在讨论二氧化硫排放的问题时，设定了GDP增长多少？新增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多少？除了GDP的增长以外，还有城市化问题。城市越发展，城市人口越多，所需要处理的污染就越多。目前许多处理厂的处理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很多处理厂没有治理费用，最后没有实施处理。怎样使城市污水厂正常运行，把现有的能力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潜力可挖的大问题。
最后一个意见，是希望各相关部委与国家环保总局密切合作，最终实现减排任务的完成。
中工程院院士刘鸿亮:
我认为应增加计算污水处理量和COD的准确度，力争统计数据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我们如果做到减排跟最后的环境效果是一致的，减排就是成功的。所以，我想我们还要增加一个指标，就是环境改善情况的指标。
我们的工业减排不可忽视民营企业。现在江苏等一些南方地区，民营企业甚至超过了国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数据如何能科学、准确，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城市增加以后，面源污染反而增加了，这个污染没有得到控制也是不行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懿:
我们应该把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与它所受到的资源环境的约束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因为现在的资源和环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GDP的增长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增长速度。
中国工业GDP的增长，主要靠资源和能源投入的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二氧化硫和GDP的增长，要想真正的控制住，难度确实很大。
我们国家的煤炭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焦炭可以左右世界的焦炭市场，占世界出口总量50％以上。这样一个高能耗的产品，国家应该通过经济环境政策来加以控制。由于有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实际上没有控制。焦炭行业不但排放大量二氧化硫，还排放许多其他污染物，这些污染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严重。
工业污染的控制，特别是对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控制，应该放到重要位置。对于高污染行业的污染，特别是高能耗的产品，在出口方面应有一系列的政策。国家应对二氧化硫的排放、环保准入的门槛等方面，制订科学的标准。
现在，我们的减排指标每年减幅2％，这应该说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实际情况是，越往后治理的难度越大。
越到“十一五”后期，环保的监管力度、技术、资金等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就越突出。怎样来调整呢？罚款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因为环保罚款的力度，使得有的企业宁愿交罚款，也比他建立处理设施可能更划算。这就加大了我们环保执法的难度。所以，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环保法规体系，加大整合力度，特别要针对地方的一些保护主义制订相应的对策。
总的来说，国家环保总局的分析报告，还是挺清晰的，负责任的。通过这样一个形势分析，我们对完成“十一五”减排指标是有信心的。
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
减排困难非常大，但不能因为困难大而退缩。我们要坚持目标不变，不能让步。特别是国家环保总局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要动员各行业、各部门、各地方，把自己的减排措施搞清楚。
国家环保总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和监测，在制订政策保障方面下更多功夫。欧洲从前污染也很严重，现在已经减到这种程度，关键就是政策规定怎么做。当然，技术措施也是同样的重要。
在减排措施方面，除了电力以外，还要进一步地扩展。比如煤炭问题。美国为了把二氧化硫降下来，把很多高硫煤矿给关闭了。中国现在是什么煤都在乱用，说明煤炭政策有问题。对于煤的问题，要有限制，只要没有脱硫装置就要限制使用。一些高硫煤炭也要限制使用，甚至限制开采。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
孙佑海: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克服很多困难，抓减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GDP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
同时，我们也看到，减排形势非常严峻。为什么呢？第一，国家要求去年减排2％，这个任务没有完成；第二，从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各地发展经济的动力还很大，经济规模将会更大，在技术力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实现减排目标任务艰巨。
为什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减排任务还完不成呢？我觉得原因有两个:一是工作上的原因。我们在治污投入、人员素质、技术设备等方面还比较差。二是大环境方面的原因。现在各地企业发展经济的动力非常大。因此，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没有取得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期望的结果。
我觉得目前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当前，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地方政府之间、中观层次的竞争，各地之间互相比政绩、互相比财政收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政府的职责主要有4个:一是经济调整；二是市场监管；三是公共服务；四是社会管理。
经济调整的职能由谁来做？主要是中央政府。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主要由地方来做。但是，现在部分地方一方面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虽然我们对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是，现有的一些政策尚不足以支撑和激励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等职能的履行。第一，在财政上实行分税制，从农民手里拿一亩地，七成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拿三成。这势必导致地方政府地卖得越多，得到的收入就越多。第二，土地权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拿到项目，必须向投资商出让便宜的土地。这种政府直接主导土地出让的局面不改变，要想控制经济规模快速扩张是不可能的。第三，地方政府面临着就业压力。第四，谁的政绩高，谁就提拔快。如果一个地方保护耕地、保护草原，那么这个地方的政绩就好不了，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想抓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但是目前的这种财政体制、土地体制、就业压力逼着政府必须抓经济发展。
为了完成“十一五”污染物减排任务，现在一年拿出了60多亿元。我们要力争每年拿出130亿元，4年500多亿元。即使做到这一点，跟4000亿元的需求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