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能源紧缺促使中国再次加快推进核电发展,同时也面临两个问题:进口铀矿和发展核安全技术
王中堂再次阐明了中国发展核能的决心。作为国家核安全局的官员,他说,在未来十几年内,中国至少要新建30座核电站,以满足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渴求。按照规划,到2020年,核电的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届时,这个缺油少气的国家每100度电中大约就有5度来自核能。
王中堂是在7月5日于北京召开的一个专门研讨“铀监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做上述表述的。他认为,积极发展核电,既有助于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也能帮助中国应对当前面临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作为一种清洁、安全、经济的能源,核电发展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必然选择”。
仅仅在几年前,中国政府对利用核能仍持保守态度,一直强调“适度发展核电”。但从2003年以来,全国性的能源紧缺改变了这一观念。现在,政府的口号是“加快推进核电发展”。
两个月前,中国最大的核能发电项目——山东海阳核电站已获准建设。这项采用全球最先进核电技术的工程全部建成后,容量将空前地达到600万千瓦。与此同时,浙江三门、广东阳江、福建惠安等东南沿海地区也正在积极筹建大型核电站。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汪兆富说:“如果这些工程都能陆续开工建设,将保证2020年前4000万千瓦核电投入运行。”
全球寻找铀矿
“常规电力生产所产生的很多污染,在核电这里是没有的。只要能保证核电的安全,控制住核辐射的影响,核电就是安全、清洁的能源。”王中堂说。
但中国已探明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为了确保核燃料的供应,王中堂透露,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对铀矿资源进行分析和预测。“已经勘测了4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从现在的结果看,中国铀矿的年采集量基本上能够满足到2020年的需求,也就是说,满足目前的核电发展规划。”王中堂说。
但出于更长期的打算,中国仍在全球寻找铀矿资源。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出访澳大利亚,两国签署了《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协议》和《中澳关于在铀矿领域开展合作协议》两个协议。根据协议,中国每年将从澳大利亚进口1万吨铀矿,价值约6亿至7亿澳元。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最丰富的铀矿资源,占全球铀矿储量的40%。这些协议的签署不仅满足了中国的需求,也为澳大利亚的铀矿资源找到了稳定的市场。对中国的出口规模将使澳大利亚的年出口铀总量增加一倍。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博士说:“澳大利亚能够为中国的核能发展做出贡献。”澳大利亚铀矿开采企业必和必拓公司中国区总裁戴坚定也表示,“愿意分享这一领域的先进经验,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另一个铀储量大国南非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王中堂表示,中国核电要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铀矿资源的开发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核废料处理仍是难题
对中国大力推进核电发展,其间依然夹杂着质疑和担忧。最主要的是核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2006年,北京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一个主题为“核与辐射安全控制:工程技术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的学术研讨会。会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潘自强、赵仁恺等专家提出,“中国核与辐射安全面临着严重挑战,急需解决核电和核工业潜在的危害”,对于具有现实核风险的核电站的安全问题,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核能利用的安全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保证核反应堆安全运行不发生事故;二是核废料的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造成的阴影在很多人心中一直都难以抹去。当时,一些欧美国家,甚至出于安全及环保的需要,停止了核电站的建设并提前关闭了运行中的核电站。
另一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安全、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办法。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核安全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核事故,但针对核废料的处理手段依旧有待完善。王中堂介绍说,西北、华南已建好的处置场,主要用于存放低、中放射性核废料,高放射性核废料暂时还没有处置场,只能玻璃固化后,深埋在地下暂时存放,目前“位于西北的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场仍在建设中”。
潘自强、赵仁恺等专家则呼吁,为了加强核安全研究,应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核安全研究机构,在此基础上,推进核工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专家们同时强调,关于核与辐射安全的公众可接受性,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有公众接受了核与辐射安全要求,才能接受核能和核技术应用。